区委书记郭云强参观“温州两新党建探索与实践”展览

既包经济、政治等功能性的因素，也包括文化等规范性的因素。

这实际上并不利于新技术在鉴定领域的适用，对于司法鉴定公信力的不断提升也是有极大障碍的。其他专家应用该技术时的效果及他们对该技术的评估。

因此，在科学实验室环境下，对于同一专业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技术进行解决。1992年4月，汪诚信、赵桂芝、邓址、马勇、刘学彦等联合发表文章《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其中说到：‘邱氏诱鼠剂实验结果表明，所谓的‘神奇引诱剂对老鼠没有引诱力，经20小时观察，老鼠一口也没吃‘邱氏引诱剂，直到1989年表演者在北京一个养鸭场表演时当场被北京专业技术人员揭穿，表演者并不能分辨出老鼠公母。{34}以此，可以保障在司法鉴定的末端，再一次将那些存在错误的、有瑕疵的科学证据排除在诉讼之外，确保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鉴定意见是科学可靠的，从诉讼程序的终端达到保障司法鉴定公信力和司法公信力的目标。3 司法鉴定公信力提升的制度路径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庭审已经成为审查认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核心场域。相反，作为证据的一种，鉴定意见也需要接受诉讼各方的质疑，如果鉴定结果对自身有不利影响，可以通过质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的方式将其排除在诉讼之外。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无论是在证据生成，还是在审查、认证过程中，都有可能会令人质疑。在诉讼背景下，鉴定人实施鉴定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1）在鉴定启动程序上，包括鉴定的启动、委托、受理等程序，应当充分体现鉴定的必要性和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充分性。因此，集体法益还原论应该被抛弃。

然而，如果王力军未将收购到的粮食卖给国家的粮食收购站，而是留作他用，同时，其收购或转售的粮食量达到了入罪标准，则他的行为不仅是累积危险行为，而且也是应当被刑法处罚的严重的累积危险行为。然而，如果我们进行深度思考，则会发现社会秩序的存在其实只是所有人遵守刑法规范并以实际行动承认他人权益的附随结果。因此，存在层面的还原论更多的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并不切实际。此时，我们若仍以刑罚来禁止相关的危险行为，就属于滥用刑罚权，所以，对累积性要件的审查应格外谨慎。

(13)换言之，集体法益必须具有可被损害性与具体现实性，它必须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利益，可以为人们所利用，而非生活利益被保护后所呈现出的一种表象状态。(41)参见张志钢：《论累积犯的法理——以污染环境罪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64页。

(83)参见徐凯：《抽象危险犯正当性问题研究——以德国法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可是，在刑法理论上，未满足条件公式的行为未必就不能成为被结果归责的对象。普蓂喆等：《主要国家(地区)粮食收储政策演进脉络及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1期，第132页。(107)参见[英]安德鲁·冯·赫尔希：《法益概念与损害原则》，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88页。

我们只有找到这场讨论背后真正需要被研究的问题，即集体法益的外延及其保护路径，才是研究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问题的合理出路。无论是在比例原则层面，还是在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层面，该审查标准都是被认可的。换言之，以上反对观点误将行为对象当作了法益，或者错判了行为规范所保护的法益，才会产生单一行为就足以危害集体法益功能的看法。(54)择一因果关系的场合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分别都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在各行为人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行为竞合在一起导致了同一危害结果的发生。

又如，假冒注册商标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等行为都属于对知识产权制度有累积危险的行为，所以，我国《刑法》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罪名。(86)从这个角度来讲，《刑法修正案(十一)》将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的行为入罪的立法合理性就值得质疑。

(70)对该立法建议，笔者表示赞同，因为文书制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7)因此，虽然对于集体法益来说，累积危险量高的行为与累积危险量低的行为都是累积危险行为，但是，将一些累积危险量低的累积危险行为排除出刑法的规制范围，既是防止对集体法益过度保护的必然选择，也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必然选择。

(36)参见[德]Claus Roxin：《法益讨论的新发展》，许丝捷译，《月旦法学杂志》第211期(2012年)，第277页。司法机关应矫正刑事司法在处罚集体法益犯罪上的异化现象。贾健：《为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辩护》，《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5期，第204-205页。从表面上看，该还原论把所有的集体法益都解释为，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相关联，以其中的个人法益是否受到侵害作为判断行为应否入罪的标准，从而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此，对规范的维护最终要服务于法益保护，如果没有这个目的，则规范将变得毫无意义。(29)参见[德]Winfried Hassemer：《现代刑法的特征与危机》，陈俊伟译，《月旦法学杂志》第207期(2012年)，第250页。

如果保护社会制度仅仅是为了保护正在使用该制度的个人的利益，那么，在制度形成的初始阶段，并没有多少人使用该制度，难道我们就不需要保护该制度了吗？事实是，即使在维护社会制度的目的中有保护个人生活利益的成分，我们也应该承认，对制度功能的维持才是人们共同的利益所在。因此，刑法所要处罚的行为是否属于真正的累积危险行为，需要我们仔细甄别。

劳东燕：《法条主义与刑法解释中的实质判断——以赵春华持枪案为例的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25页。本文认为，反对观点的说理并不充分，累积犯理念值得提倡。

然而，在现在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中，不仅学生的学籍信息已经被全面联网，而且考生也可以通过网站直接查询到录取信息。(93)司法机关维护枪支管理秩序是为了预防风险，而预防风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1.集体法益犯罪立法的目的正当性控制 首先，关于集体法益犯罪的立法应以保护重要的社会制度法益与环境法益为主要目的。然而，对于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而言，在很多时候，行为对集体法益的侵害并不是针对具体的个人，这就导致我们对集体法益是否受到侵害的判断非常抽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冒名顶替者才有操作空间。(52)参见[德]洛塔尔·库伦：《环境刑法——新教义学的探索》，胡敏慧译，载方小敏主编：《中德法学论坛》(第16辑下卷)，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16-117页。

在刑事立法方面，受预防刑法观的影响，(62)新的刑法修正案不断被颁布。我们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并不是对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等抽象事物的保护，而主要是对社会制度法益以及环境法益等对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的保护，其出发点依然是对人的法益的保护，这与法益论的基本理念之间完全不矛盾。

笔者认为，我们对集体法益犯罪的司法异化现象的矫正仍需结合集体法益犯罪的构成要件特点。(20)参见王永茜：《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4期，第72-73页。

(97)然而，这样的判断过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若人们放弃沟通，则会降低人们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的可能性，进而因此影响到经济活动。

当行为损害社会制度的功能时，即社会制度丧失有效性时，虽然有可能会对该制度影响下的个人法益造成实害，(34)但是，社会制度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保护受该制度影响的个人法益。虽然集体法益最终指向的是个人利益，但是，这并不代表集体法益是由个人法益所推导出来的。例如，对于货币制度来说，伪造、变造货币的行为以及使用假币等行为都属于累积危险行为，所以，我国《刑法》将这些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28)我们暂且不论这样的分类是否合理，仅就其中涉及的集体法益而言，该分类从侧面说明了社会制度以及生态环境在人类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当然是立法对近年来被媒体频繁爆出的冒名顶替上大学案件所作出的回应。所以说，每个污染行为都具有累积危险行为的性质。

其实，这样迂回曲折的做法在一开始对集体法益不加分辨进行界定时就已经值得商榷了。(38)参见孙国祥：《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及其边界》，《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45页。

然而，在该场合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人们都不会对行为的归责进行否定。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规制的深度、广度和强度大幅拓展，刑法不仅管得宽，而且管得严。